晚唐散文的嬗变与锋芒：小品文的兴盛与古文运动的余响
更新时间：2025-12-12 20:51 浏览量：4
鲁迅在《南腔北调集·小品文的危机》中精准断言：“唐末诗风衰落，而小品放了光辉。”这一论断不仅揭示了晚唐文学格局的重大转变，更点出了晚唐小品文在文学史上的独特价值。晚唐小品文以其锋利的批判锋芒、深刻的思想内涵与灵活的艺术形式，在唐末动荡的社会语境中绽放出别样光彩，成为中国古代散文史上的重要坐标。其兴盛并非偶然，既是中唐古文运动精神的传承与发展，尤其是韩愈、柳宗元杂文与寓言创作的直接影响，更是晚唐尖锐社会危机对文学创作的强烈刺激与推动。与此同时，晚唐散文领域呈现出复杂的嬗变态势：小品文独树一帜，古文运动渐趋衰落，骈体文重新抬头，而少数作家仍坚守韩柳古文传统，为这一文学运动画上了最后的句号。
一、晚唐小品文兴盛的历史语境与文化渊源
任何文学现象的兴起都离不开特定的社会背景与文化土壤，晚唐小品文的兴盛正是时代危机与文学传统双重作用的结果。
（一）尖锐的社会危机：小品文的现实土壤
晚唐时期，唐王朝历经安史之乱的重创后，国力日渐衰微，社会矛盾日益尖锐。藩镇割据加剧，军阀混战不休，中央集权名存实亡；宦官专权跋扈，朝政腐败黑暗，官场贿赂公行；赋税繁重苛酷，民不聊生，农民起义此起彼伏。《旧唐书·僖宗纪》记载，当时“天下大乱，诸侯割据，大者连州郡，小者据县邑”，百姓“流离失所，饿殍遍野”。这种“一塌胡涂的泥塘”式的社会现实，为小品文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现实素材与强烈的情感驱动力。文人们目睹朝政腐败、民生疾苦，无法再秉持盛唐时期的昂扬意气，也难以延续中唐文人的改革热情，转而以笔为刃，通过小品文的形式针砭时弊、抒发愤懑。他们或揭露统治者的荒淫无道，或批判官僚集团的腐朽无能，或同情底层民众的悲惨遭遇，使小品文成为反映社会现实、表达批判精神的重要载体。
（二）古文运动的传承：小品文的文学根基
晚唐小品文的兴盛，与中唐古文运动的影响密不可分。中唐时期，韩愈、柳宗元发起古文运动，主张“文以明道”，反对骈体文的浮华空洞，倡导文章应关注现实、表达思想。韩愈的杂文锋芒毕露，《杂说》《师说》等作品以简洁犀利的语言针砭时弊、阐述道理；柳宗元的寓言则寓意深刻，《黔之驴》《蝜蝂传》等通过生动的形象讽刺社会现象，寄托人生感慨。韩柳的创作不仅确立了古文的文体地位，更开创了以杂文、寓言为代表的批判型散文传统。晚唐文人继承了韩柳古文运动的精神内核，将“明道”与“讽世”相结合，进一步发展了杂文与寓言的表现形式，使其更加短小精悍、尖锐泼辣。正如学者所言，晚唐小品文“是韩柳杂文与寓言的直接继承者，它延续了古文运动关注现实、批判现实的精神，同时在艺术形式上更加灵活自由”，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学风貌。
（三）文体自身的革新：小品文的传播优势
晚唐小品文之所以能够在诗风衰落的背景下脱颖而出，还与其自身的文体特点密切相关。与长篇大论的古文相比，小品文篇幅短小、形式灵活，多为杂文、寓言、书信、笔记等体裁，便于文人快速创作、自由表达。其语言简洁犀利，不用艰深晦涩的典故与华丽雕琢的辞藻，往往以朴素自然的文字直击问题本质，具有极强的感染力与传播力。这种文体特点适应了晚唐文人抒发愤懑、针砭时弊的需求，也符合普通民众的阅读接受习惯，使得小品文在当时广泛流传。正如鲁迅所说，晚唐小品文“并非全是吟风弄月，其中有不平，有讽刺，有攻击，有破坏”，这种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与灵活的表现形式，使其在晚唐文学中独树一帜，绽放出耀眼的光辉。
二、晚唐小品文的代表作家与经典作品解析
晚唐小品文的成就主要体现在罗隐、皮日休、陆龟蒙三位作家的创作中。他们的作品各具特色，共同构成了晚唐小品文的主体风貌，被后人誉为“晚唐小品文三大家”。
（一）罗隐：抗争与愤激之谈，锋芒直指黑暗政治
罗隐（833年—909年），字昭谏，余杭（今浙江杭州）人，晚年自号江东生。他一生仕途坎坷，多次应试不第，历经晚唐社会的动荡与黑暗，对现实政治有着深刻的体察与强烈的不满。其小品文作品集《谗书》五卷，集中体现了他的思想与艺术成就。鲁迅在《小品文的危机》中评价这部书“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”，精准概括了其作品的核心基调。
罗隐的小品文以批判黑暗政治为核心，矛头直指封建统治者与官僚集团。《英雄之言》是其代表作之一，文章开篇即一针见血地揭露了野心家的虚伪本质：“物之所以有韬晦者，防乎盗也。故人亦然。夫盗亦人也，冠屦焉，衣服焉；其所以异者，退逊之心，正廉之节，不常其性耳。”接着，作者通过分析汉高祖刘邦“大丈夫当如此也”与项羽“彼可取而代也”的言论，指出这些所谓的“英雄”，实则是“视国家而取之”的盗贼：“视其首，可与秦王连衡；视其足，可与吴王争胜。是其心徒有汉祖、项羽之气，而无其才也。”文章深刻揭示了封建帝王将相以“救民涂炭”为幌子，实则追求个人私欲的本质，是对晚唐军阀割据、战乱频仍的社会现实的严厉批判。
《说天鸡》则采用寓言笔法，讽刺了朝廷官僚的腐朽与用人之道的败坏。文章讲述了狙氏父子养“天鸡”的故事：“狙氏子不得父术，而得鸡之性焉。其父畜养者，冠距不举，毛羽不彰，兀然若无饮啄意。洎见敌，则他鸡之雄也；伺晨，则他鸡之先也，故谓之天鸡。”狙氏父亲养的天鸡，外表朴实无华，却具备实战与报晓的真本领；而狙氏儿子继承父业后，“反先人之道，非毛羽彩错、觜距铦利者，不与其栖”，最终养出的鸡“无复向时伺晨之俦、见敌之勇，峨冠俯步，饮啄而已”。作者通过这一寓言，辛辣讽刺了晚唐朝廷只重外表、不重才能的用人制度，以及官僚集团贪图享乐、无所作为的腐朽风气，结尾“吁，道之坏也，有是夫！”的感叹，更是饱含愤懑与无奈，引人深思。
罗隐的小品文善于联想发挥，取材广泛，无论史实、传说、片言只语、琐事细物，都能信手拈来，议论成章，寄托讽谕之意。《越妇言》借朱买臣之妻的口吻，批判了封建士大夫富贵忘本、虚伪自私的本质；《书马嵬驿》通过分析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故事，探讨了“女祸”论的荒谬，指出国家衰败的根源在于统治者的荒淫无道；《市傩》则通过描写民间驱傩习俗，讽刺了统治者粉饰太平、欺骗民众的行径。这些作品都以小见大，寓意深刻，语言锋利，具有极强的批判力度与艺术感染力。罗隐的小品文，以其尖锐的批判精神、灵活的表现手法与深刻的思想内涵，成为晚唐小品文的典范之作，对后世杂文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（二）皮日休：叛逆色彩的批判，鼓动民之反抗
皮日休（约838年—约883年），字袭美，一字逸少，复州竟陵（今湖北天门）人，自号鹿门子、间气布衣等。他早年隐居鹿门山，后中进士，曾任著作郎、太常博士等职，晚年参加黄巢起义，最终下落不明。皮日休的杂文主要收录于《皮子文薮》中，这部集子编于咸通七年（866年），是他中进士以前的作品合集，集中体现了其早期的思想与文学成就。
皮日休的小品文具有鲜明的叛逆色彩，思想锋芒毕露，敢于直接批判最高统治者。他善于以古喻今，借此论彼，通过对比古今社会的差异，揭露晚唐社会的黑暗与腐朽。《读司马法》一文，作者开篇即指出：“古之取天下也，以民心；今之取天下也，以民命。”接着，他详细分析了古代帝王“以民心取天下”的仁政与后世统治者“以民命取天下”的暴政：“古者，逐鹿者，角力而已，无仁暴之殊也。秦以力取天下，汉以力守之，晋、宋、齐、梁皆以力相倾夺，故其民皆以力而从之。”文章深刻批判了晚唐统治者为争夺天下而肆意残害百姓的暴行，表达了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同情。
《鹿门隐书》是皮日休的另一部代表作，这部书由数十篇短小精悍的杂文组成，每篇仅数十字，却字字珠玑，锋芒毕露。其中“古之置吏也，将以逐盗；今之置吏也，将以为盗”一句，直接揭露了官僚集团的腐败本质；“古之杀人也，怒；今之杀人也，笑”则批判了统治者草菅人命的残暴行径；“尧、舜，大圣也，民且谤之；后之王天下，有不为尧、舜之行者，则民扼其吭、碎其首，辱而逐之，折而族之，不为甚矣”更是大胆挑战封建皇权，表达了对暴君的强烈憎恶与对人民反抗精神的肯定。这些言论在封建专制社会中堪称惊世骇俗，充分体现了皮日休的叛逆思想与批判精神。
《原谤》一文则采用由远及近、层层推进的写法，深刻探讨了“民谤”的由来。文章开篇从天地万物说起：“天之利下民，其仁至矣！未有美于味而民不知者，便于用而民不由者，厚于生而民不求者。然而暑雨亦怨之，祁寒亦怨之，己不善而祸及亦怨之，己不俭而贫及亦怨之。是民事天，其不仁至矣！”接着，作者转而论述君主与百姓的关系：“尧有不慈之毁，舜有不孝之谤。殊不知尧慈被天下，而不在于子；舜孝及万世，乃不在于父。”最后，作者得出结论：“后之王天下，有不为尧、舜之行者，则民扼其吭、碎其首，辱而逐之，折而族之，不为甚矣。”文章逻辑严密，论证有力，从“民谤天”到“民谤圣”，再到“民谤君”，层层深入，最终明确提出人民有权反抗暴君的观点，这种大胆的叛逆思想在晚唐文学中是极为罕见的，充分体现了皮日休的进步立场。
除了直接的议论性杂文，皮日休还创作了一些叙议结合的作品，如《惑雷刑》《悲挚兽》等。这些作品先叙述一个生动的故事，然后展开议论，揭示主旨。《惑雷刑》讲述了一个农夫因雷击而死，乡人误以为他触怒上天，而作者却通过分析雷击的原因，指出“雷者，天之所以震耀万物，非以威罚也”，批判了迷信思想与统治者借“天威”残害百姓的行径；《悲挚兽》则通过描写一只挚兽被猎人捕获的故事，讽刺了统治者对贤才的迫害，表达了对怀才不遇者的同情。这些作品将叙事与议论有机结合，既具有生动的形象性，又具有深刻的思想性，丰富了晚唐小品文的艺术形式。
鲁迅在《小品文的危机》中称赞皮日休的小品文“正是一塌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”，这一评价精准概括了其作品的价值。皮日休的小品文以其强烈的叛逆色彩、深刻的批判精神与灵活的艺术形式，成为晚唐小品文的重要代表，对后世进步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（三）陆龟蒙：愤世嫉俗的寄托，文学色彩浓郁
陆龟蒙（？—约881年），字鲁望，苏州吴县（今江苏苏州）人，自号甫里先生、江湖散人、天随子。他早年曾任苏、湖二州从事，后看破官场黑暗，隐居甫里，过着躬耕自食的生活。陆龟蒙的小品文收录于《笠泽丛书》中，这部集子编于乾符六年（879年），是他自编的诗文集，集中体现了其小品文的创作成就。
陆龟蒙的小品文同样以批判现实为核心，但与罗隐的锋利、皮日休的叛逆不同，他的作品多采用托物寄讽、比譬引申的手法，笔锋犀利而含蓄，艺术手法更加多样，文学色彩更为浓郁。《招野龙对》是其代表作之一，这是一篇寓言小品，通过描写“野龙”与“豢龙”的不同境遇，讽刺了为功名利禄所牢笼的士人最终成为统治者牺牲品的命运。文章中，“野龙”自由不羁，“潜于神泉，畜天地之灵，寒而清，暑而凉，澄而明，柔而刚”，而“豢龙”则被束缚于“圉龙之宫”，“食以美刍，饮以甘泉，被以文绣，处以华堂”，最终“病而死”。作者通过这一寓言，既表达了对自由的向往，又讽刺了那些贪图富贵、丧失气节的士人，同时也批判了统治者对人才的摧残与利用。
《记稻鼠》与《蠹化》则是叙议结合的代表作，两篇文章都以物喻人，尖刻地讽刺了腐败的官吏。《记稻鼠》描写了湖州地区稻鼠为害的情景：“乾符己亥岁，太湖之滨，有稻鼠暴起，食民稻且尽。”作者通过分析稻鼠为害的原因，指出“鼠之害稻，盖由官之不治也”，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漠视民生、无所作为的官僚集团：“吏者，民之牧也。民之饥，吏之罪也；民之寒，吏之罪也；民之有稻鼠之害，亦吏之罪也。”文章叙事生动，议论深刻，将民生疾苦与官僚腐败紧密联系起来，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。《蠹化》则通过描写“蠹”虫的蜕变过程，讽刺了官僚集团的腐朽堕落：“蠹，木中虫也。其状纤小，其色黑褐，善啮木，多穴于枯槁之中。”蠹虫原本“无足而能行，无翼而能飞”，但一旦“化而为蝶”，便“文采斑斓，飞舞花间，不知其为蠹也”。作者以蠹虫喻指那些出身卑微、一旦得志便贪图享乐、忘记本真的官僚，讽刺意味十足。
陆龟蒙最著名的小品文是《野庙碑》，这篇文章题目本身就含有幽默嘲讽意味，全文以“碑”为载体，借题发挥，对封建官僚集团进行了大胆而有力的批判。文章开篇先描写瓯越地区的淫祀习俗：“瓯越间好事鬼，山椒水滨多淫祀。其庙貌有雄而毅、黝而硕者，则曰将军；有温而愿、晰而少者，则曰某郎；有媪而尊严者，则曰姥；有妇而容艳者，则曰姑。其居处则敞之以庭堂，峻之以陛级，左右老木，攒植森拱，萝茑翳于上，鸱鸮室其间。车马徒隶，丛杂其下。”接着，作者笔锋一转，将“无名之土木”与封建官僚进行类比，指出那些身居高位、享受富贵却祸国殃民的官僚，乃是“窃吾君之禄位”的“缨弁言语之土木”：
今之雄毅而硕者有之，温愿而少者有之。升阶级、坐堂筵、耳弦匏、口粱肉、载车马、拥徒隶者，皆是也。解民之悬，清民之暍，未尝怵于胸中。民之当奉者，一日懈怠，则发悍吏，肆淫刑，驱之以就事。较神之祸福，孰为轻重哉？平居无事，指为贤良；一旦有大夫之忧，当报国之日，则佪挠脆怯，颠踬窜踣，乞为囚虏之不暇。此乃缨弁言语之土木，又何责其真土木邪？
这段文字辛辣地揭露了封建官僚的虚伪本质：他们与野庙中的土木偶像一样，徒有其表，毫无实际用处，却凭借权势鱼肉百姓、贪图享乐。作者在序言中自称：“凡所讳中，略无避焉。”事实上，他的确做到了这一点，文章对封建官僚的批判大胆而深刻，堪称晚唐小品文的巅峰之作。
陆龟蒙虽长期隐居，但从其散文的愤世嫉俗之辞来看，他并没有忘记天下，而是始终关注社会现实，心系民生疾苦。他的小品文既继承了韩柳古文“文以明道”的精神，又在艺术形式上有所创新，更重视比兴寄托和形象刻画，使得文章既具有深刻的思想性，又具有浓郁的文学色彩。鲁迅称赞他和皮日休的小品文“正是一塌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”，充分肯定了其作品的历史价值。
三、晚唐古文运动的衰落与骈体文的复兴
晚唐时期，与小品文的兴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中唐以来轰轰烈烈的古文运动逐渐走向衰落，骈体文重新流行得势。这一文学现象的转变，既是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的体现，也是社会历史背景变迁的必然结果。
（一）古文运动衰落的原因探析
中唐古文运动在韩愈、柳宗元的带领下达到顶峰，形成了“文起八代之衰”的文学变革局面。但到了晚唐，古文运动却逐渐失去了往日的活力，其衰落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：
首先，社会环境的恶化是古文运动衰落的根本原因。中唐时期，虽然唐王朝已由盛转衰，但仍有“贞观之治”“开元盛世”的余韵，文人阶层对社会改革抱有一定的希望，韩愈、柳宗元等古文家倡导“文以明道”，其核心目的是通过文学革新推动社会改革，恢复唐王朝的繁荣稳定。而到了晚唐，社会矛盾全面爆发，藩镇割据、宦官专权、农民起义等问题接踵而至，唐王朝已名存实亡，文人阶层的改革热情逐渐消退，取而代之的是对现实的失望与愤懑。古文运动所倡导的“明道”精神失去了现实基础，文章不再是推动社会改革的工具，而成为文人抒发个人情感、批判社会现实的载体，这使得古文运动的核心动力不复存在。
其次，古文创作队伍的凋零也是古文运动衰落的重要原因。中唐时期，韩愈、柳宗元身边聚集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古文家，形成了强大的创作群体，如李翱、皇甫湜、刘禹锡等，他们共同推动了古文运动的发展。而到了晚唐，这样的核心领袖与创作群体不复存在，大多数文人要么转向小品文创作，要么回归骈体文的创作传统，坚守古文创作的作家寥寥无几，古文运动失去了传承与发展的中坚力量。
最后，文学审美趣味的转变也对古文运动的衰落产生了影响。中唐古文运动反对骈体文的浮华空洞，倡导文章的实用性与思想性，但到了晚唐，社会动荡不安，文人阶层的精神压力增大，他们不再追求文章的现实功用，而是更注重文学的审美价值与抒情功能。骈体文虽然形式僵化、内容空洞，但具有辞藻华丽、对仗工整、音韵和谐的审美特点，能够满足文人阶层逃避现实、追求审美愉悦的需求，因此重新受到文人的青睐。
（二）骈体文的重新流行
晚唐时期，骈体文重新流行得势，成为当时文坛的主流文体之一。这一时期的骈体文继承了六朝以来的创作传统，注重辞藻的华丽、对仗的工整与音韵的和谐，内容多以写景、抒情、应酬为主，缺乏深刻的思想内涵与现实针对性。
晚唐骈体文的代表作家有李商隐、温庭筠等。李商隐的骈体文以《樊南文集》为代表，其作品辞藻华丽、用典精巧、对仗工整，具有极高的艺术成就。如《祭小侄女寄寄文》一文，以骈体形式写成，语言优美，情感真挚，表达了对小侄女的思念与哀悼之情：“呜呼！尔生四年，方复本族。既复数月，奄然归无。于鞠育而未深，结悲伤而何极！尔来也，家道未夷；尔去也，岁物将晏。仓皇兮可哀，零丁兮莫诉。”文章虽为骈体，却情感真挚，毫无浮华空洞之感，体现了李商隐高超的骈体文创作技巧。
温庭筠的骈体文则以应酬之作居多，其作品辞藻华丽、对仗工整，但内容较为空洞，缺乏深刻的思想内涵。如《上宰相书》《上裴相公启》等作品，多为阿谀奉承、请求引荐之作，虽然艺术形式精美，但思想价值不高。
晚唐骈体文的重新流行，反映了当时文人阶层的审美趣味与精神状态，虽然在艺术形式上有所成就，但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，其缺乏现实针对性与思想深度，无法与中唐古文、晚唐小品文相提并论。
四、古文传统的坚守者：杜牧、刘蜕与孙樵
尽管晚唐古文运动整体走向衰落，但仍有少数作家坚守韩柳古文传统，坚持散体文写作，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，成为古文运动的最后传承者。其中，杜牧、刘蜕、孙樵三人的创作最具代表性。
（一）杜牧：诗文兼擅，古文创作独具特色
杜牧（803年—852年），字牧之，号樊川居士，京兆万年（今陕西西安）人，是晚唐著名的诗人、散文家。他出身名门望族，祖父杜佑是唐代著名的政治家、史学家，著有《通典》。杜牧早年胸怀大志，渴望建功立业，其散文创作也体现了这种积极入世的精神。
杜牧的古文作品以政论文、史论文为主，内容多关注社会现实、探讨治国之道，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与深刻的思想内涵。《阿房宫赋》是其代表作之一，这篇文章虽然采用了赋的体裁，但本质上是一篇古文，具有鲜明的韩柳古文风格。文章开篇即气势磅礴，描绘了阿房宫的宏伟壮丽：“六王毕，四海一；蜀山兀，阿房出。覆压三百余里，隔离天日。骊山北构而西折，直走咸阳。二川溶溶，流入宫墙。五步一楼，十步一阁；廊腰缦回，檐牙高啄；各抱地势，钩心斗角。”接着，作者通过描写阿房宫的奢华与秦王朝的暴政，揭示了秦王朝灭亡的原因：“嗟乎！一人之心，千万人之心也。秦爱纷奢，人亦念其家；奈何取之尽锱铢，用之如泥沙？使负栋之柱，多于南亩之农夫；架梁之椽，多于机上之工女；钉头磷磷，多于在庾之粟粒；瓦缝参差，多于周身之帛缕；直栏横槛，多于九土之城郭；管弦呕哑，多于市人之言语。使天下之人，不敢言而敢怒；独夫之心，日益骄固。戍卒叫，函谷举；楚人一炬，可怜焦土。”文章结尾“灭六国者，六国也，非秦也；族秦者，秦也，非天下也”的论断，深刻揭示了历史发展的规律，具有强烈的警示意义。
杜牧的其他古文作品，如《罪言》《战论》《守论》等，也都是针对晚唐社会的现实问题而作。《罪言》一文分析了晚唐藩镇割据的危害，提出了平定藩镇的策略；《战论》《守论》则探讨了军事防御与战争策略问题，体现了杜牧的政治远见与军事才能。这些作品语言简洁犀利，论证严密有力，继承了韩柳古文“文以明道”的精神，是晚唐古文创作的重要成果。
（二）刘蜕：刺世之作，坚守古文本色
刘蜕（821年—？），字复愚，自称长沙人，大中四年（850年）进士及第，曾任左拾遗、中书舍人等职。他自编文集《文泉子集》，现存作品多为书信和短小杂文，以刺世为核心，风格刚健挺拔，坚守了韩柳古文的创作传统。
刘蜕的古文作品多针对社会现实中的各种弊端进行批判，语言锋利，情感强烈。《山书》是其代表作之一，这部书由数十篇短小的杂文组成，每篇仅数十字，却字字珠玑，锋芒毕露。如《山书·其一》：“民之于君，犹子之于父也。父有过，子当谏之；君有过，民当言之。然子谏父，父不听，则号泣而随之；民言君，君不听，则诽谤而怨之。诽谤怨之，非民之罪也，君之过也。”文章直接批判了封建君主的专制独裁，强调了民众的话语权，体现了强烈的民本思想。
《上裴侍郎书》则是一篇书信体古文，作者在文中表达了自己的怀才不遇与对官场黑暗的不满：“某少而学之，长而习之，鸡鸣而起，戴星而息，未尝一日废其业也。然而屡试于有司，屡黜于有司，非某之罪也，有司之罪也。”文章语言质朴自然，情感真挚强烈，既表达了对自己才能的自信，又批判了当时科举制度的腐朽与官场的黑暗，体现了刘蜕坚守原则、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品格。
刘蜕的古文作品虽然篇幅短小，但思想深刻，批判尖锐，继承了韩柳古文关注现实、针砭时弊的精神，是晚唐古文运动的重要传承者之一。刘蜕的散文，以其强烈的批判精神、刚健的文风与深刻的思想内涵，在晚唐文坛独树一帜，为古文运动的延续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（三）孙樵：尚奇之作，古文运动的最后句号
孙樵（生卒年不详），字可之，又字隐之，关东人，大中九年（855年）进士及第，曾任中书舍人、职方郎中、上柱国等职。他是韩愈的三传弟子，自称“尝得为文真诀于来无择，来无择得之于皇甫持正，皇甫持正得之于韩吏部退之”，其文学思想与创作风格深受韩愈影响，著有《唐孙樵集》十卷。
孙樵的古文创作以“奇”为核心，主张文章应“词必高然后为奇，意必深然后为工”，其作品语言遒劲激切，论证深刻有力，具有鲜明的韩愈古文风格。《书何易于》是其代表作之一，文章讲述了益昌令何易于的事迹：“何易于为益昌令，县距刺史治所四十里，城嘉陵江南。刺史崔朴，尝乘春自上游多从宾客歌酒，泛舟东下，直出益昌旁。至则索民挽舟，易于即腰笏引舟上下。刺史惊问状，易于曰：‘方春，百姓不耕即蚕，隙不可夺。易于为属令，当其无事，可以充役。’刺史与宾客跳出舟，偕骑还去。”文章通过描写何易于为了不耽误百姓农时，亲自为刺史挽舟的事迹，歌颂了何易于勤政爱民、刚正不阿的品格，同时也批判了当时官僚集团贪图享乐、漠视民生的腐败风气。
《书褒城驿壁》则是一篇针砭时弊的杰作，文章通过描写褒城驿的兴衰变化，揭示了晚唐官僚集团的腐朽与吏治的败坏：“褒城驿号天下第一。及得寓目，视其沼，则浅混而污；视其舟，则离败而胶；庭除甚芜，堂庑甚残，乌睹其所谓宏丽者？”作者通过询问驿站老卒，得知褒城驿的兴衰与官员的政绩密切相关：“当是时，驿之称天下第一者，岂虚邪？其后，当驿者，多不得人，吏惰卒慢，侵渔过客，迨今凡百余年，而褒城驿之弊，至于此极。”文章进而引申到全国的吏治问题：“今朝廷命官，既已轻任刺史、县令，而又促数于更易。且刺史、县令，远者三岁一更，近者一二岁再更。故州县之政，苟有不利于民，可以出意革去其甚者，在刺史则曰：‘明日我即去，何用如此？’在县令则曰：‘明日我即去，何用如此？’当愁醉酿，当饥饱鲜，囊帛椟金，笑与秩终。”文章深刻批判了晚唐时期官员任期过短、急于求成、漠视民生的弊端，表达了对吏治腐败的强烈不满。
孙樵的其他作品，如《读开元杂报》《与李翱书》等，也都体现了其“尚奇”的文学主张与深刻的批判精神。《读开元杂报》是中国最早的新闻评论之一，文章通过阅读开元时期的杂报，感慨唐王朝的兴衰变化，表达了对开元盛世的向往与对晚唐社会的失望；《与李翱书》则阐述了自己的文学思想，强调文章应“明道”“载道”，继承了韩柳古文运动的核心精神。
作为韩愈的三传弟子，孙樵的古文创作既继承了韩柳古文的精神内核，又在艺术形式上有所创新，其“尚奇”的文学主张与遒劲激切的文风，为晚唐古文运动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。孙樵是唐代古文运动的最后一位重要作家，他的创作不仅坚守了韩柳古文的传统，更在晚唐文坛的颓势中，展现了古文的生命力与影响力，对后世古文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五、晚唐散文的历史意义与文学价值
晚唐散文虽然处于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背景下，但其取得的成就却不容忽视。小品文的兴盛与古文传统的坚守，共同构成了晚唐散文的独特风貌，使其在中国古代散文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，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与文学价值。
（一）深刻的现实批判精神，彰显文学的社会价值
晚唐散文最突出的特点的是其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。无论是罗隐、皮日休、陆龟蒙的小品文，还是杜牧、刘蜕、孙樵的古文作品，都以批判社会现实为核心，矛头直指封建统治者、官僚集团与腐朽的社会制度。他们或揭露统治者的荒淫无道，或批判官僚集团的腐败无能，或同情底层民众的悲惨遭遇，或探讨国家兴亡的历史规律，其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与强烈的现实针对性。
这种现实批判精神，不仅体现了晚唐文人对社会现实的深切关注与强烈责任感，更彰显了文学的社会价值。文学不再是单纯的审美载体，而是成为反映社会现实、表达民众诉求、推动社会进步的工具。晚唐散文的批判精神，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，从宋代的欧阳修、苏轼，到明代的归有光、袁宏道，再到清代的龚自珍、梁启超，历代进步文人都继承了晚唐散文的批判传统，以笔为刃，针砭时弊，推动社会的变革与进步。
（二）丰富的艺术创新，推动散文文体的发展
晚唐散文在艺术形式上也取得了重要突破，推动了中国古代散文文体的发展。小品文的兴盛，丰富了散文的体裁形式，使其更加短小精悍、灵活自由。罗隐的寓言小品、皮日休的议论小品、陆龟蒙的托物小品，各具特色，形式多样，为后世小品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同时，晚唐散文在表现手法上也有所创新。罗隐的联想发挥、皮日休的以古喻今、陆龟蒙的托物寄讽、孙樵的遒劲激切，都体现了独特的艺术风格。他们既继承了韩柳古文的叙事、议论手法，又融入了寓言、象征等表现形式，使文章既具有深刻的思想性，又具有生动的形象性，增强了散文的艺术感染力。
此外，晚唐散文的语言风格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。罗隐的锋利辛辣、皮日休的叛逆激切、陆龟蒙的含蓄蕴藉、孙樵的遒劲奇崛，都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。他们的语言既不刻意追求华丽的辞藻，也不刻意回避尖锐的表达，而是根据内容的需要，灵活运用各种语言技巧，使文章具有极强的表现力与感染力。
（三）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，连接唐宋散文的桥梁
晚唐散文在中国古代散文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，它上承中唐古文运动的精神传统，下启宋代散文的发展方向，成为连接唐宋散文的重要桥梁。
晚唐散文继承了中唐韩柳古文“文以明道”的精神内核，坚守了散文关注现实、表达思想的传统，为宋代散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。宋代文人如欧阳修、苏轼等，都深受晚唐散文的影响，他们继承了晚唐散文的现实批判精神与艺术创新精神，发起了宋代古文运动，使古文成为宋代文学的主流文体。
同时，晚唐小品文的兴盛也为宋代小品文的发展提供了借鉴。宋代文人如苏轼、黄庭坚、陆游等，都创作了大量的小品文，其内容与形式都深受晚唐小品文的影响，形成了宋代小品文简洁自然、清新流畅的风格。
此外，晚唐散文对后世的杂文、寓言创作也产生了深远影响。从明代的刘基、宋濂，到清代的龚自珍、梁启超，再到现代的鲁迅、瞿秋白等，历代杂文家都从晚唐小品文中汲取了营养，继承了其批判精神与艺术形式，使杂文成为中国文学中独具特色的文体。
结语
晚唐散文是中国古代散文史上的重要篇章，其独特的历史语境孕育了小品文的兴盛与古文传统的坚守。罗隐、皮日休、陆龟蒙的小品文，以其锋利的批判锋芒、深刻的思想内涵与灵活的艺术形式，在唐末动荡的社会中绽放出耀眼的光彩；杜牧、刘蜕、孙樵则坚守韩柳古文传统，以其深刻的政论、史论与刺世之作，为古文运动画上了圆满的句号。与此同时，骈体文的重新流行也反映了晚唐文学审美趣味的转变，展现了晚唐散文领域的复杂态势。
晚唐散文的历史意义与文学价值不仅在于其自身的艺术成就，更在于其对后世文学的深远影响。其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、丰富的艺术创新与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，使其成为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重要转折点，为宋代散文的繁荣与后世散文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鲁迅对晚唐小品文“放了光辉”的评价，不仅是对晚唐散文成就的高度肯定，更是对其历史价值的深刻洞察。在今天，重读晚唐散文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其作品中蕴含的批判精神与艺术魅力，体会到古代文人对社会现实的深切关注与强烈责任感，这对于当代文学创作与社会发展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。
参考文献：马积高、黄钧《中国古代文学史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