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柏龄：他的像曾高挂在黄埔军校的礼堂中，为何后来却不见了踪影

更新时间：2025-04-09 07:06  浏览量：9

要说蒋介石最喜欢的照片是哪一张，那肯定就是他在黄埔军校当校长时，站在孙中山后面的那张合影了，因为这张照片被他指定挂在军校的大礼堂中，他要让全校的师生们牢记，我才是孙总理指定的接班人，国民党的正溯所在。

不过，这张照片是经过修饰的，原来的孙中山后面站有三个人，正中间的是蒋介石，他右边的是何应钦，而他左边的人叫王柏龄。

从这张照片可以看出，当时的王柏龄地位之高，是远超人们想象的，他是黄埔军校筹备处的主要负责人，建校后被任命为军校总教官和教授部主任，而被他在云南讲武堂所赏识的叶剑英，当年也是在他的力邀下，来黄埔成为他的副手。

他也是黄埔军校的第二任教育长，在黄埔的军队系列中，是仅次于校长蒋介石的存在。

作为蒋介石在保定军校的同窗好友，他在军校的筹备时期，是蒋介石十分器重的人物，包括所有的军校教官，见了他都是要行军礼的，更不用说如杜聿明、胡宗南这些学员们，对他更是毕恭毕敬，不敢有丝毫的差池。

黄埔军校的教官，包括“八大金刚”在内，都贯穿了民国主要的历史经脉，陈诚甚至做到了二号人物“副总统”，而那前几期的学员们，除去战死沙场的之外，都在历史上留下了赫赫声名，唯有他们尊敬的王大教育长，几乎是无人识得，成为一个默默无闻之人，这中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？

王柏龄，字茂如，江苏扬州人，1889年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之家，祖父和父亲都给当地望族当家庭教师，他从小便浸润在学风浓郁的环境中，在前辈们的悉心教导下，很早就熟读诗书，国学功底深厚，被亲人们寄予厚望。

可惜的是，在他12岁时父亲因病去世，家境一落千丈，全靠母亲含辛茹苦地将他抚养长大。后得乡人资助，方才得以继续读书学习。

南京陆军小学校

1903年，清王朝在大力训练新军的同时，在各地举办军事学校，南京陆军小学校便是其中之一，可能是朝廷停止科举的原因，在“学而优则仕”无望的情况下，14岁的王柏龄弃文从武，考入了陆小，准备走出一条以武报国之路，当然，军校不用交学费也是重要原因。

毕业后，他因学习成绩优异，被保送到保定陆军速成学堂，是专门为留学日本学军事的预备班，也就是后来保定军校的前身，成为该校的第一期学员，与蒋介石和张群成为同学。

后来，王柏龄又被选派留学日本，进入日本士官学校的预科振武学校学习，同时也秘密加入了同盟会，开始了追随孙中山革命的征程。

与蒋介石不同的是，他是老老实实地在日本学军事，而蒋介石则回国跟着老大陈其美闹革命去了，所以，至少在学历上，他是要高出蒋同学一头的。

辛亥革命爆发后，王柏龄回国参加革命，与蒋介石和张群一起，参加了光复沪宁之役，从任民军的连长一直做到了团长，所以，他与蒋介石的关系是相当好的。

1913年，“二次革命”失败后，再次流亡日本，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期骑兵科学习军事，1914年回国后，在陈其美和蒋介石推荐下，加入居正领导的山东讨袁军，任总司令部参谋、代参谋长、旅长等职。

1917年，王柏龄应唐继尧的邀请，去云南讲武堂任战术教官、骑兵科长，并参与筹办了云南陆军讲武堂高等军事学校，后又担任了该校的教育长，他在这里从事军事教育长达七年的时间，积累了丰富的军校办学经验。

到了1923年，当孙中山在广州重新设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后，蒋介石立即邀请王柏龄来广州任职，担任大本营的高级参谋，同时也是粤军许崇智总司令部的监军。

而在1924年时，孙中山在苏联的帮助下，准备建立黄埔军校后，作为筹委会委员长的蒋介石，也把王柏龄拉来当作助手，负责筹建军校的具体事务。

如果看王柏龄一生最高光的时刻，或者说他此生所做最大的贡献，肯定是在黄埔军校筹建的这一段时间中，他不但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，而且还有在云南讲武堂七年教学经验，是那个时代少有的军事人才。

从选址到基建，从选编教材到招聘教官，从课程设置到招生考核，甚至军官和学员的军服，设计睡觉的床和上课的课桌等诸多的杂事，作为少将教授部主任的王柏龄是亲力亲为，全力以赴。

他凭着多年的教学经验和超凡的组织能力，呕心沥血、废寝忘食，“夙夜匪懈，勤教严绳，以身作则，以身示范”，一个全新又朝气蓬勃的黄埔横空出世，作为军校主要奠基人的王柏龄功不可没。

时值国共合作之际，我党有很多人也在黄埔担任教官，但他们都是政治方面的教官，如周恩来、恽代英、聂荣臻等等，而军事教官则大都由三个来源，一是日本士官学校，二是云南讲武堂，三是保定军校。

作为同这三个地方都有很深渊源的王柏龄来说，几乎所有的军事教官同他的关系都很不错，对他也是相当尊敬，所以，他在黄埔有着很广的人脉，可以说是如鱼得水，大放异彩。

此时，在黄埔军校中的军队系列中，王柏龄的排名仅次于校长蒋介石，成为第二任教育长，被称为“蒋王”系，至于他的风头被后来他介绍来的何应钦所取代，形成了“蒋何”系，那就要怪王柏龄自己了。

何应钦

何应钦刚来黄埔的时候，只是担任了战术总教官，他是没有参与筹备军校的职责，所以，王柏龄所担负的责任，是远高于何应钦的。

1924年底，黄埔军校决定组建教导团，他与何应钦一起，分别就任第一和第二教导团团长，率部参加第一次东征，当教导团扩编为教导师后，王柏龄又升任教导二师师长；后来在军政两界叱咤风云的刘峙、蒋鼎文、顾祝同等人，都只是教导团的营长，而在台湾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的陈诚，此时不过一连长而已。

但是，当王柏龄率领刚成军的黄埔学生们攻打陈炯明时，他不善战的弱点便暴露了出来，当何应钦的教导团连战连捷之际，他率领的第二教导团却遭到了惨败，于是，蒋介石也看出了王柏龄在实战中有“纸上谈兵”的不足，便让营长钱大钧接替了他团长的职位。

在东征陈炯明的淡水和棉湖的关键战事中，何应钦突出的指挥才能，受到了包括苏联顾问和蒋介石在内所有人的赞赏，从此，原来黄埔军校的“蒋、王”系，正式被“蒋、何”系所取代。

然而，毕竟仅靠一次战斗不能说明王柏龄就不行，蒋介石对他还是相当信任的，东征后，王柏龄在军政上的地位没有受太大的影响，他还是担任了一系列的职务，并在军校内组建“孙文主义学会”，以同我党领导的“青年军人联合会”分庭抗礼，强化国民党对黄埔学生的影响力。

北伐开始后，蒋介石在担任总司令的同时，还兼任着第一军军长，而副军长就是王柏龄，可见，蒋介石依旧很看重这位昔日的同窗好友。

蒋介石和王柏龄

但是，他孤军冒进，进占南昌，被老奸巨滑的孙传芳杀了个回马枪，使得北伐军在南昌战役中大败亏输，损失惨重，气得蒋介石直接撤除了他的军职，从此，王柏龄在军界再无出头之日，声誉也一落千丈，还落下个“不能打仗的将军”名号。

北伐胜利后，随着张学良的东北易帜，蒋介石完成了全国形式上的统一，而昔日风光无限的王柏龄只得到江苏省建设厅厅长职务，他心灰意冷，也无心本职工作。

及至叶楚伧接替钮永建继任江苏省主席后，便免除了王柏龄的建设厅厅长，他在这个位置上只干了两年多，毫无政绩可言；但依然保留了其国民党中央委员的虚衔，每月按时领薪水度日而已。

1928年，落寞的王柏龄为寻找精神寄托而皈依佛教，他拜苏州报国寺的印光大师为师，从此潜心修佛，极少过问政事。

当然，要说此时的王柏龄尸位素餐也不尽然，自从他皈依佛教后，对家乡扬州的佛家圣地也多有善举，如重新修缮了扬州重宁寺和瘦西湖的五亭桥，以及史公祠、小金山、法海寺、平山堂等众多的古迹，这些举措至今还泽被后人。

修缮前的瘦西湖五亭桥

除此之外，他还筹措资金，在长堤春柳东岸净香园故址购地30亩，构筑了在辛亥革命中英勇献身的扬州籍烈士熊成基纪念堂，也就是现在的扬州熊园；他还曾参与创办私立扬州中学，以及国文专修学校，对扬州文化的发展，有很大的贡献。

与那些动不动就“反蒋”的高官们不同，王柏龄一生不说蒋介石的坏话，所以，尽管蒋介石知道他能力不足，却也给了他一堆的虚衔，不仅终生顶着各种委员的职称，直至逝世为止，他都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，而蒋介石在任何公开的场合下，也给足了他民国元老的面子。

王柏龄

全面抗战爆发后，王柏龄迁居昆明，精研佛学微言大义，具有高深佛学修持；他还整理云南佛教，与太虚大师等人交往甚密，并以他的影响力，对云南境内的佛教颇多贡献，如重建鸡足山道场等，在佛教界的影响很大。

王柏龄平生喜好翰墨诗文，自1938年底，他应黄埔军校的邀约，写了《黄埔开创之回忆》一书，为后世留下了黄埔建校时期的宝贵资料，他晚年寓居成都，与世无争，淡泊名利，潜心研究佛学。

1942年8月，王柏龄预感大限将至，他嘱咐弟子办理后事的一应事宜，三天后的8月26日，在高僧们的诵经声中，他身着僧衣，含笑坐化，终年54岁，世人无不称奇。

当此之际，几乎所有的民国政要都写了挽联，或发来唁电，就近的民国高官们，都前来参加了他的追悼会；抗日战争胜利后，家乡民众将他的灵骨迎回故土，安葬于扬州瘦西湖畔的熊园中；但在“文革”中被毁，尸骨无踪。

现在，有关王柏龄的资料极少，而在能看见的文章中，他就如戴笠一样是个负面人物，不是顽固反共就是争权夺利，不是玩弄女性就是贪生怕死，尤其是在包养情妇，争风吃醋方面，更是荒唐之极。

对此，我没有一手资料，对王柏龄也没有做深入的研究，不敢胡乱下定义，只是觉得，现在人们对王柏龄的评价实在是有些偏颇，而且也是极为不负责任的。

比如，打开较为权威的某百科，除了在肆渲染王柏龄那些风流艳事以外，被涂抹得黑得不能再黑，连照片都错贴为何应钦，不信，你去打开看看。